1970年元月的夜晚，江苏滨海县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家家户户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忙碌着。
然而，这份宁静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血腥杀戮无情地打破。
县值班室里，值班员小李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电话那头传来中心大队一名社员惊恐的声音：他们大队姓李的一家三口惨遭杀害。
小李的心猛地一沉，他立刻套上衣服，急匆匆地跑去敲响军管会主任的宿舍门。
军管会主任听闻消息，不敢有丝毫耽搁，迅速叫上几个单身汉，下令紧急集合所有军管会工作人员，火速赶往案发现场。
当他们赶到受害者的茅屋时，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
屋内，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仅穿着短裤，倒在血泊之中，他们的脑袋像是被重物狠狠砸过，已经破碎不堪，鲜血和脑浆溅得到处都是。
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儿赤身裸体地趴在房间地上，身下那一片凝固的血浆仿佛诉说着他临死前的挣扎与恐惧。
就在这时，军管会人员发现被害人的长子李德林手持一把菜刀，面露狰狞，嘴里喊着要杀光与他家仅有一墙之隔的邻居老王家。
几个大队干部拼尽全力才将他死死拦住。
李家次子颤抖着声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他回家找父母，看到大门敞开，屋里漆黑一片。
他当时还纳闷父母怎么睡觉不关门，可当他进屋后，瞬间被眼前的惨状吓得魂飞魄散。
他先是跑到大哥李德林家里，李德林夫妇和二弟一起又匆匆赶到父母住处，看到这人间炼狱般的场景后，急忙跑去大队书记家报案。
在那个年代，发生凶杀案后，人们往往首先会考虑是否有阶级敌人搞破坏。
但老李一家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
不过，老李和邻居老王家早在刚解放时就有过纠纷。
当时，老王一纸诉状将老李告到县里，老李因此被罚了半年苦役，两家就此结下了长达20年的仇怨，但平日里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
村干部们都觉得老王不是那种穷凶极恶之人，没有胆量去杀人。
李德林之所以要找老王报仇，只是因为他怀疑老王是凶手。
军管会主任深知，在真相未明之前，必须保护好老王家，防止李德林冲动之下酿成更大的悲剧。
办案人员来到老王家走访调查，恰好看到老王回家。
当他听闻老李家三口都死了时，吓得脸色惨白，直接瘫倒在地上，嘴里不停地念叨：“这可怎么办呀？”
办案人员注意到，老王的外衣和手背都有破损。
老王急忙解释道，那天他背着棉花去大队轧棉花，由于当时国家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私自买卖会被判投机倒把罪，所以他只能趁着天黑，从荆棘丛中偷偷溜过去，这才被刺划伤了手和衣服。
而且，当时大队里只有一台轧花机，还经常出故障，很多人都在排队等候，他足足等了一晚上才轮到。
经过核实，老王所言属实，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既然不是仇杀，那会不会是见财起意呢？据了解，老李和李家老二不久前在公社食品站卖了一头二百多斤的猪，能卖一百多块钱，这笔钱按理说应该还在家里，可办案人员翻遍了屋子，却怎么也找不到。
不仅如此，老李家的各种工具都在，唯独少了一把斧头。
据和李家老二要好的一个社员说，傍晚时他还和老二一起用那把斧头砍过树，可到了夜里，斧头却不翼而飞了。
办案人员推测，这起凶杀案很可能是抢劫杀人，凶手可能只有一人，而且熟悉李家的情况，是推门入室后用斧头行凶的。
就在这时，已经被取消部门的旧公安局副局长黄全对李德林产生了怀疑。
他觉得李德林在父亲死后的哭声有些做作，像是在演戏。
而且，李德林不断煽动亲属去找老王家拼命，似乎是在故意转移大家的视线。
此外，黄全在和李德林交谈时，发现他的左手有伤，手背像是被人抓破的。
黄全这么一说，大家才想起李德林是个嗜赌如命的人。
前些日子，他从信用社带回600元年终分配款，却没有交给保管员。
保管员找他讨要时，李德林不仅拒绝，还出言不逊。
生产队长也曾不满地说：“你的父母是死了，我们也很同情，但你不能把钱老装在自己身上。”
李德林的邻居反映，凶案发生那天下午，李德林独自一人外出，直到深夜才回来。
办案人员询问李德林和他妻子那晚的活动情况时，两人的回答前言不搭后语，李德林更是支支吾吾，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慌乱。
黄全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会不会是李德林赌钱输了，想从父亲那里拿钱再去赌，遭到拒绝后引发了命案？
警方深知，杀人必然会在衣服上留下血迹，只要找到血衣，就是最直接的物证。
于是，他们分成若干小组，对周围进行了细致的搜索。
大队干部把所有人集中起来，让大家说出案发时所穿的衣服，工作人员逐一核对。
结果发现，李德林当晚穿的衣服在他家怎么也找不到，李德林的嫌疑陡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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