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创意，它们为我们带来了蒸汽机、电动机、铁路、电报、原子能和集成电路等奇迹。
正是这许许多多创新，在过去两个世纪把人类文明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水平。
它们都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晶。
据称，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isepascal）曾这样描述：“人的伟大源于其思想力。”
这种理性就是卡尼曼所说的“慢思考”
（slowthkg）。
诚然，很多伟大的创新者经常用顿悟或者直觉来解释他们的创见，但这些顿悟似乎只发生在那些为灵感迸发而辛勤积累相关知识的人身上。
在我看来，18世纪启蒙运动的杰出成果奠定了21世纪高生活水准的重要知识基础，尤其是约翰·洛克（johnlocke）、大卫·休谟（davidhu）、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们的著作。
这些人的激进思想带来了政治运动，改变了由神圣君权（往往结合教会势力）统治的古代社会。
许多国家在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的法治基础上进行了重构。
在角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人们推出了大量创新，结束了数千年来经济停滞不前的僵局。
人类智慧的这些成就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历史基础。
但同时，人类的智慧向来与各种类型的非理性特征相伴而行。
在19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从自给自足的农业转移到日益复杂和注重交互作用的现代社会城市经济，商业周期随即出现。
周期现象显然是我们如今在投机泡沫中看到的同一类动物精神所致。
农业的重要性虽然有所降低，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由于农业主要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而非动物精神，其盛衰与非农业的商业周期并不同步，因此在总体上缓解了经济活动的波动幅度。
我在本书中有时会加入一些标准的预测模型的内容，以显示我们已经理解了金融市场扰动的某些特征，但尚未将其成功纳入预测模型。
上文曾提到，我过去一直把动物精神视为由随机非理性驱动的人类行为倾向，认为不适合将其结合到描述现代经济运行的正规模型里。
但2008年9月对经济预测者来说是个分水岭，也包括我本人在内。
危机促使我们去探寻将支配金融活动的动物精神纳入宏观经济模型的办法。
我后来发现，所有这些动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调节，于是我采用了“倾向”
（propensities）一词来较为正式地描述此类市场行为。
自启蒙时期以来，推动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归根到底是理性思维，随机的非理性不会生产任何东西。
如果不是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星球两个世纪以来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飞跃。
我将试图证明，在理性调节下的动物精神显著影响了宏观经济决策及其结果。
新兴的行为经济学正迫使预测者们以更复杂的模型来评估经济数据，其复杂程度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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